近十多年来，国内重大立法活动宪法学者不在场似乎成为一种常态。
既然原告不能证明彭或许的行为造成了伤害，怎能让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过错责任，即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只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司法审判的关键是讲证据，没有证据通常会让发起诉讼者承担风险，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许云鹤案 。在任何社会，行善几乎都是一种稀缺资源，是一种珍贵的社会资本。其实，这条规定中的因字已经明确界定了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然而，法官在该案中错误地把原告受伤当成了交通事故，并进行了缺乏根据的推理。
为何法官会作出这样的裁决？它们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是，在既无证据认定彭宇和许云鹤这样的人行善也无证据认定其作恶的情况下，法官不要轻易选择后者，因为这很可能会对行善动机和美德文化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少杀慎杀政策主要体现在量刑环节中。
相对于分配领域的公正，司法领域的公正更为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只有人们都感觉到自己受到公正的对待，他们才会对社会、对政府、对别的社会群体消除怨恚之心，才会对现存的秩序抱有认同感，也更乐意服从法律和与其他群体和睦相处。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公正，离开了社会公正，和谐社会不过是一句空话。那些主张少杀慎杀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的观点在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偏差。
这同鸵鸟以为把头埋在沙子里看不见危险因而危险就不存在了的逻辑是一致的。正是由于少杀慎杀政策偏离了司法公正，所以它在侵蚀着和谐社会的基础。
所以，司法中的少杀慎杀政策并非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对于人心的戕害远比分配不公大得多。他们所理解的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社会。在量刑的环节中，司法公正要求应根据法律的规定，在恰当的量刑幅度上加以量刑，而不是刻意地从轻或从重量刑。
如果无罪的判成有罪，有罪的判成无罪，此罪的判成彼罪，那就背离了司法公正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人们普遍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们不但会对那些受到特权照顾的人群心存怨恨，也会对政府十分不满。所以，他们以判处死刑的人数作为判断社会和谐与否的标准：判处死刑的人多了就意味着社会不太平和社会不和谐，是在为和谐社会抹黑。少杀政策的制定者仅仅看到少杀的一个对立面多杀，而没有看到在少杀与多杀中间还存在一个公正量刑。
如果法院在少杀慎杀政策的支配下把一些本该判处死刑的人判为实际上只相当于有期徒刑十几年的死缓，这样就会降低故意杀人罪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成本，客观上起到鼓励犯罪的作用。司法中的少杀政策本身就是对司法公正的偏离，对和谐社会建设是有害的。
如果人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它就会对给予其不公正对待者——或者他人、或者社会、或者政府抱有怨恨之心。相反，它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有害的。
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们和睦相处的有序社会，而要使人们和睦相处，那就必须给予他们公正的对待。司法公正要求的既不是多杀，也不是少杀，而是该杀则杀，不该杀则不杀。在定罪的环节中，司法公正要求法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判处有罪的判处有罪，该判处无罪的判处无罪，该判处某罪的就要判处某罪。尽管慎杀一词的提法是合理的，但由于它本身不像少杀那样形象和直观，同时由于它和少杀放在了一起而且放在了少杀的后面，因此，少杀慎杀在执行中主要体现为少杀。当人们对政治权力机构严重不满，对法治丧失信心，而去自行正义之时，就会出现社会溃败乃至社会动荡，别说是和谐社会了，一个安全社会都保障不了了。分配公正主要体现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分配公正并不要求平均主义，但要求人们所得与其贡献成正比，同时要求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
这样，人民的安全感和正义感都得不到满足，从而对司法机关产生失望和怨恨心理，而且这种心理很容易蔓延到别的政治机构身上。如果社会到处充斥着不满和怨恨，人们之间的和睦关系就无法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它违背了司法公正的要求。以李昌奎案为例，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法官的审慎，而是法官想方设法使李昌奎逃避死刑惩罚的强烈意图。
少杀政策作为一种意图纠正过去严打中多杀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司法公正主要体现为司法判决中定罪公正与量刑公正两个环节。
少杀慎杀的司法政策出台后，有些人士将其称之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公正司法，而不是少杀汉宣帝用诏令的方式宣布亲亲得相首匿的合法性，他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譬如，美国《1999年统一证据规则》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作出对被指控的配偶不利的证言的特免权。
而游叙弗伦对此亦表示赞同：我向天发誓，您说得对，苏格拉底，只有大智者方能如此。难怪普通法上的一个理念认为，法律是发现出来的，而非制定出来的。
在这种激进主义的背景下，不少国际通行的法律制度都被废除了，亲亲相隐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种法律观主张，法律来自民间，来自人们的持久互动，来自构成人们心智习惯的民情。
英美法系国家亦赋予近亲属尤其是配偶之间拒绝作证的权利。当时的全权主义统治也加剧了对伦理常情的打击和扭曲。
该如何评价哥哥的行为？从法律上讲，哥哥所作所为似乎没什么错误，因为我们的司法政策长期以来鼓励大义灭亲之举。这两种不同的评价彰显出法律与伦理的脱节。这种激进主义思路认为，旧的法律和实践都是落后的、封建的、反动的，只有与它们决裂才能步入一个新的社会，才能建立起先进的、现代的、革命的法律制度来。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年轻人游叙弗伦要主动告发自己的父亲杀人，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认为游叙弗伦不必自以为是地去控告自己的父亲，因为为子讼父杀人是慢神的事。后各朝代大体沿袭之，直至20世纪中期。
前几年，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弟弟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而偷窃了室友4万块钱，在警方的动员下，哥哥将弟弟骗出，埋伏的警察将弟弟抓获。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也就是说，对亲属的忠诚必须服从对国家的忠诚，亲情伦理必须服从政治目标。无论如何，激进主义法律变迁都是一个错误，不仅曾经导致无法无天的局面，而且使法律脱离了社会实践和伦理常情。